秘色瓷的前世与今生

作者: 闻长庆 闻果立 浙江中立越窑秘色瓷研究所　发布: 2013-8-21　分类: 媒体报道　阅读: 次　

闻长庆在烧秘色瓷。坯料已经试烧得差不多了；釉料——用他自己的话说——还“差得远”。他曾经烧出过一窑成色不错的青瓷，但也只是那么一次而已，而且远没有达到秘色瓷的标准。

还原秘色瓷的工程，已经持续了大半年，在两个星期之前，闻长庆才刚刚拿到浙江省中立越窑秘色瓷研究所的牌子。

上午刚烧了一窑坯片，气窑里还残留着余温，烧成的坯片被整齐地排列在一旁的木架上，每一片都贴了拼配成分的标签。闻长庆对这些向来一丝不苟，装泥料的塑料盒子，也都标示了挖掘地点。它们来自作坊外面七八口硕大的瓦缸，是从慈溪上林湖周边挖来的各个不同层次的泥土。

必须要经过广泛采集和不断拼合，最终能够被做为秘色瓷坯料的泥土，才有可能被发现。在此之前，它们只能和其他所有的泥料一起，静静沉淀，等待下一步的淘澄和洗练。

“反正唐代做秘色瓷，也是在上林湖这儿取的料，我把周围所有的泥料挖来，试着做，总是没错的。”闻长庆说。说这一系列试验近乎海底捞针，并不夸张，因为可供参考的资料实在有限。事实上，关于秘色瓷的一切，在一九八七年之前，也都只是传说而已。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陕西，春寒料峭，阴雨连绵。扶风县法门寺的真身宝塔，在八一年的一场暴雨中塌陷之后，就始终保持着半壁的状态。连日大雨，让这仅剩 的半座古塔，愈发飘摇欲坠。一九八七年二月，陕西省文物考古队终于真正开始对这座从唐代起就已经不知明确建造纪年的塔进行修复，之前空穴来风般有关法门寺 地宫的传闻，也终于在两个月后，得到证实。

考古队在塔基南面发现了一处石门，至此，自咸通十五年起封闭的地宫，在一千一百一十三年后被首次开启，三道沉厚的石门将一条铺满了铜钱的幽长甬道隔开，秘色瓷就藏在第三道石门后。

如果没有矗立在第一道石门前、记录明晰的两块石碑，或许谁也不敢确定那被藏在檀香盒子里、用画着侍女图的纸仔细包裹起来（有部分纹样已经粘连在釉 面）的瓷器，就是从来只有耳闻的秘色瓷。其中一篇类似于清单的碑文详细记录着地宫所有宝物的质地、大小、重量以及供奉人姓名，简称《衣物帐》。在这篇碑文 中，一清二楚地刻着“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子共六枚”的字样，明确的记录终结了此前几百年来对秘色瓷的争论。

秘色瓷是否真的存在的疑问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新的问题接踵而至。按着《衣物帐》的记载，地宫里发现的秘色瓷一共是十三件，但是其中有两口碗的黄绿釉色，明显区别于其他器物的青绿色，那这两件能否被算作是秘色瓷？

在这些秘色瓷被发现的地宫中室，人们同时还发现了一只八棱净水瓶，此瓶的青绿釉色更接近于檀香盒子里的十一件秘色瓷，但是这只瓶子却没有被列入“瓷秘色”的账单里。

人们对秘色瓷的褒誉，最主要是集中在秘色瓷含蓄莹润的釉色，这种颜色，通常最令文人醉心，所以有关秘色瓷的诗句，从来不少。唐代陆龟蒙《秘色越器》 中说它是“千峰翠色”；五代的徐夤，则以“古镜破苔”、“嫩荷涵露”来形容。尽管是文人创作，总不会偏离实物太远，而无论是山峰、青苔还是荷叶，无一例外 皆是青绿色泽，不大可能偏黄。

这些形容恰能从侧面告知秘色瓷的真正釉色——碧莹莹的青绿，远远望着总像有半碗水沉在底面。所以地宫里记录在案的十三件“瓷秘色”中偏黄的两件，很可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秘色瓷。而那件八棱净水瓶的釉，则更接近于秘色。

根据参加过挖掘现场的人描述，八棱瓶出土时内装有佛教五色宝珠二十九颗，瓶上有一大珠覆盖，这样的陈放式或许同宗教有密切关系，因而决定了它不能与别的秘色瓷放在一起。

手头有一本孙海芳先生编著的《中国越窑青瓷》图册。孙海芳是绍兴人，生活在青瓷产区的他，对越窑青瓷自然有着特殊的感情。图册收录了孙先生个人收藏 的三百零五件越窑青瓷器，对地宫出土十三件秘色瓷的记录，他认为“这个失误应为法门寺僧人不会区分唐朝所供奉的‘秘色瓷’和‘贡瓷’之故，这与八棱净水瓶 未被记入秘色瓷账单的失误同出一辙”。

《新唐书·地理志》有越窑土贡的记载，当时的越州会稽郡要向朝廷进贡绫罗绸绢、水果和瓷器。这是发生在初唐天宝至乾元元年的事情，越州担当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向朝廷贡奉瓷器的主角。但这时候的“贡瓷”，是不是就已经是秘色瓷了呢？

孙海芳认为，那两件偏黄的瓷器，很可能属于“贡瓷”的范畴。虽然同为供御之物，在烧造工艺上，之前的“贡瓷”和“秘色瓷”还是有着因时间和经验造成的巨大差别，而只有朝廷能够对“贡瓷”提出改进要求，所以“贡瓷”又可被称作“秘宗瓷”，即秘色瓷的祖先。

唐王朝的统治者对瓷器精益求精的要求，使得越窑的工匠们在原有的烧造技术上不断改进，最终才做出了秘色瓷。

从唐高宗开始，先后有包括武则天、唐肃宗至宪宗等在内的七位皇帝迎奉佛牙舍利入宫，但在他们赐予法门寺的珍宝中，都未曾得见秘色瓷的踪影。而真正的 秘色瓷出现，至少要在唐宪宗之后的五年。以法门寺的秘色瓷为标样，至今发现最早的秘色瓷实物为浙江绍兴古城村户部侍郎北海王府君夫人墓出土的执壶、唾盂 等，墓主入葬是在元和五年。

唐懿宗还未来得及看到将钦定的宝器送入法门寺，就在咸通十四年七月驾崩，他的儿子唐僖宗登上王位之后，在第二年的正月初四，完成了他父亲的遗愿。唐懿宗生前虔诚迎奉的佛指舍利，连同大量供养的珍宝，被永久封存于法门寺的地宫。

其实在秘色瓷被发现的最开始，就有人提出质疑：这到底是不是越窑的秘色瓷？因为从地理上看，处在北方的耀州窑比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林湖越窑青瓷中心产区更有烧造供御瓷器的可能，便于运输之外，也便于皇室的控制。

这样的说法，让闻长庆觉得匪夷所思。他说，汉唐时期，不仅是浙江周边，甚至江西等地也在生产越窑型青瓷，但是，只有上林湖的几个窑址精工细制，秘色瓷，只可能出现在这里。其实在五代以后，上林湖的窑工们迁移杭州，其品质就与上林湖的不分伯仲了。不过，这是后话。

闻长庆的家，就离上林湖不远。他有一家做冷铸设备的公司，规模很大。十多年前，上林湖周边的一些人，开始收集碎瓷片，他们通常比一般人富裕，闻长庆 就是其中之一。不过，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把这件事情看作标榜风雅和炫耀品位不同，闻长庆是把收集瓷片作为真正的爱好。他不仅收集，同时投入进去做研究，闻 先生说：“藏而不究者，愚也”。所以几年前，他就把公司交给自己的子女打理，自己则整日埋头在碎瓷片中。

还原秘色瓷的工作，曾有专家提醒他，可能需要投入一百五十万左右，然而这个数字对于闻长庆来说，丝毫不是问题。他曾经组织过几次越窑青瓷的研讨会，每次花费都要好几十万，他依然兴趣十足。

事实上，闻长庆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个人博物馆，展出的都是他十多年来收集的整器和碎片，有许多都是在其他地方很少见到的。在闻长庆的中立古陶瓷博物馆里，有多达四五吨的实物。相比闻总，闻长庆更乐意别人叫他闻馆长。

在闻长庆看来，耀州窑器与越窑青瓷，相差不仅是毫厘。在越窑青瓷发展初现高潮的同时，北方的耀州窑也显山露水，尽管刻花精美，总难以弥补。所有的差别，都来自于隐藏在成品背后的烧造方法。

为避免釉水与匣钵产生粘连，在烧制瓷器的时候，都会采用粗泥的窑具，将器物托起。当时耀州窑采用的是三足支烧架，这样就会在瓷器底部留下三个凹痕， 而采用叠烧的方式又能节省空间，这样就难免在器物的内部底面也留下痕迹。但是地宫里出土的秘色瓷，内壁与外底皆光洁如镜，不见一丝瑕疵，这样的工艺水准， 只有在上林湖窑场才能够达到。

在闻长庆的中立博物馆里，除了完整的瓷器和标本残片，还展出有各式窑具，越地窑场曾经使用过的圈足支垫也在其中。这是除了釉色和刻花之外，区分越窑 器与耀州窑器的又一依据。在烧造普通青瓷的过程中，同样也会进行叠烧，因此除了同一个匣钵内最底层的器物，其上每一件成品的内底都会留下一个凹凸的圆形支 烧痕。

但是，给朝廷烧制秘色瓷，远不止这样简单。

如果说以匣钵烧制瓷器是制瓷史上的一个创举，那将匣钵口缝用釉料进行密封的方法，则无异于锦上添花。在比窑温还高的温度下，瓷坯中大量的铁离子被还 原。有人曾经对秘色瓷和普通青瓷的成分进行过检测，数据显示秘色瓷中被还原的铁离子是普通青瓷的十倍之多。完全密闭空间里的高温造就了千峰翠色，差一点 点，就只能是青黄釉。《衣物帐》里两口青黄的碗，更有可能是在以釉水密封匣钵缝隙的方法被发明之前烧造的。

除此之外，秘色瓷向来都是一个匣钵里只装一件器物，绝不可能采用叠烧，只有这样，才能保持釉面的光洁。

烧制秘色瓷的匣钵甚至也有讲究，它们的泥料比普通窑具来得更为细腻。匣钵用料尚如此，秘色瓷坯胎的泥料更是要比一般青瓷细致，甚至成分也发生了变化。此外，在烧制完成之后，要将密封的匣钵敲碎，才能得见成品的真容。这样一来，成本就高了很多，不是一般阶层能够负担得起。

这一切，都让秘色瓷愈加神秘。最开始，秘色瓷仅被当作是越窑青瓷中的精品，而后来发现的种种刻意为之的迹象，都指向另一种可能。

人们始终乐于探知秘色瓷之名的背后，到底隐藏了怎样的秘密，从而敷衍出了多个版本的故事，有人说，秘色是指将匣钵密封，这样就能保证釉水配方的“秘 而不宣”；有人说瓷器专供皇宫秘室，因名。孙海芳则认为，“秘”实际同“碧”，就是绿色的意思。很多对“秘色”概念的解读，往往脱离了本意。其实很简单， “秘色”的重点，就在色泽上。而且，秘色瓷的概念，得有个时间限制。“上至咸通八年，下至宋哲宗元祐年间，超越了这个时间段，就不是秘色瓷”。之前的叫 “秘宗瓷”，之后的，则叫“类秘瓷”。

在唐懿宗时期，秘色瓷的发展势头才刚刚开始。后来，统治阶级的审美，逐渐辐射至整个社会。*********别的秘色瓷自然只能被皇室享有，臣子和文人能够接触到的，也就是一些算不得精品的秘色瓷器。所以法门寺的僧人对秘色瓷的混淆，也算是无可厚非。

明代徐应秋在《玉芝堂谈荟》中说，“越窑，至吴越国时最精”。当时，吴越国设有窑场三十六座，这片区域大概位于现在的上虞窑寺前窑址，可以确认其规 模超过三万平方米。在这大片的窑址中，其中一些特定的窑场，就是五代时期的“官窑”，专门烧制向后周王室进贡的秘色瓷器。这时候，秘色瓷就真正成为了皇宫 秘室的用器，“臣庶不得使用”。

说起来，秘色瓷与传闻飘渺的“柴窑”，似乎也有着隐隐约约的联系。尽管“柴窑”是否存在依然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但至少在明代文献中，“柴窑”不止 一次地作为几大名窑之首出现。对于“柴窑”之名，普遍的解释是，后周皇帝郭荣本姓柴，应极好某个窑口的瓷器，则将此窑以柴命名，以示恩泽。

明代张应文《清秘藏》有载，柴窑器“论窑器，必柴、汝、官、哥、汝、定。柴不可得矣，闻其制云：青如天，明如镜，声如磬，薄如纸”。如此描述，与张氏所见的柴窑器残片只有一项不符，即“但厚差矣”，并没有如纸般轻薄。其实相比“薄如纸”，或许说“质复莹薄”更合适。

在上林湖一带的山里，散落着各个年代的瓷器碎片，有些可以确定年份的唐代残片已经非常薄，完全区别于早期越窑器的厚重稳实。从烧失败的两只叠在一起 的碗底来看，这些残片更有可能是来自普通的窑口，即便如此，器壁不过三四毫米的厚度，也足够说明问题。民窑尚如此，那仅供御用的秘色瓷，要达到“莹薄”的 厚度自然问题不大，而且在五代，制瓷工艺较唐代更精进。
 
孙海芳先生的观点是，在唐至五代时期，没有任何一个瓷种，在质量、形制和艺术成就上可与越窑秘色瓷抗衡，而“柴窑”又是代表了这一时期工艺的最高水平，两相契合，决定了“柴窑”非秘色瓷莫属的唯一性。

然而，繁华终归落寞。越地窑场的逐年没落是无法挽回的事实。六九零年，北宋建国。之后，作为北宋唯一官窑的汝窑后来居上，从而结束了秘色瓷自中晚唐至北宋中期作为“御瓷”的历史。在绍兴元年和四年为南宋皇室烧造的明堂祭器，成了越窑最后的辉煌。

被埋藏的历史碎片，在已经成为水库的上林湖，将永远沉睡，闻长庆开玩笑说，这或许是更好的保护。或许在中立博物馆里的那一部分瓷片，也是幸运的。它们有的是从不被重视的工地上或者马路边被运回，有的是专门从某个地方收集回来。

 在数以吨计的实物面前，有些所谓研究就显得纸上谈兵了。而闻长庆则确实在身体力行，这些年光是窑口，他就跑了四十多个。现在他有意恢复当年秘色瓷的倾国倾城，不过，权当是爱好。成了最好，不成，也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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